限制进口煤炭不仅将无助于环保事业，而且将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这样的政策无异于自残。

　　在煤炭进口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中国国内煤炭产业的“黄金十年”也在2012年走到了尽头，煤价大幅度下跌，煤炭企业盈利和煤炭业投资全面锐减。进入2013年，煤炭产业的颓势进一步加深。

　　面对行业性不景气，一部分煤炭业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将眼光投向了迅速增长的煤炭进口。从煤炭进口量、净进口量占国内煤炭产量和消费量的比例来看，中国煤炭进出口贸易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且呈增强之势。

　　中国进口煤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褐煤，因此褐煤进口高增长尤为引人诟病，批评者普遍指责“国内电厂大量采购低价低质进口煤”，认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不仅大大加重了国内优质煤炭价格下跌的压力，而且成为国内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主张限制进口煤炭的呼声有上涨之势。

　　伴随着煤炭行业的压力，2013年5月初，国家能源局向煤炭、电力相关企业发出《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意见稿)》征求意见，其中提出要限制低热值煤炭进口，并对进口商设定准入门槛。

　　征求意见明确提出限制高硫、高灰、低卡动力用煤进口和长距离运输，并对相关企业经营水平做出详细要求。

　　此外，部分煤炭企业不仅要求运用技术标准限制低卡煤进口，还希望政府动用关税手段，对进口煤炭开征关税，提高增值税，以及对低热高硫煤炭征收限制性关税，以限制煤炭进口增长。

　　然而，通过限制进口以稳定国内煤价的思路出发点是否正确?是否具备可行性?经过分析研究，答案是否定的。

　　“限进保价”将伤害国民经济

　　我们必须明白，就整体而言，中国并不是沙特、南非那种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产业的国家，而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是初级产品产业，而是下游的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级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必然直接提高制造业、服务业等下游产业的成本。

　　中国煤炭消费中，工业消费占压倒多数，且自1990年代以来占比稳步上升。根据《煤炭平衡表》数据计算，1990、1995、2000、2005年，中国煤炭消费量中工业消费占比分别为77%、85%、91%、93%。

　　到2010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31亿吨，其中工业消费29亿吨，占95%。因此，新世纪以来世界性的初级产品牛市固然大大提高了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初级产品行业的利润率，却已经极大地压缩了中国制造业的盈利空间，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包括煤炭在内的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近两年步入熊市，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并非灾难，而是解脱的福音;企图强行将中国经济固定在初级产品牛市的不利地位上，这个目标本身从根本上就错了。

　　考察比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与其它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我们选择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其中有3个行业与煤炭产业存在直接的上下游关系，即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三大行业消费煤炭占煤炭消费总量比例甚高。

　　在全部近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这10年间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烟草制品业三大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能够达到或超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水平。

　　相比之下，其它代表性行业，无论是基础设施行业、基础产业还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抑或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其成本费用利润率在2004—2011年间均难以企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水平。

　　在这10年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总体趋向下降，只有2002、2003、2005、2006年四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总体趋向下降，只有2003、2004两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2004、2005、2007、2010、2011年5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仅2011年一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没有一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

　　只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情况较好，凭借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的地位，2008年以来连续4年成本费用利润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最高时也仅相当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一半左右。

　　正因为如此，在近10年的世界性初级产品牛市期间，中国某些煤炭产区的制造业和其它产业备受“荷兰病”(DutchDisease)困扰而陷入停滞，或被迫转移。

　　显然，上述局面有损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值得中国动用政府力量、采取贸易保护手段、牺牲“自由贸易”旗号无形资产去维持。

　　而且，在整个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已经步入熊市的背景下，企图通过“限进保价”策略，人为在国内维持煤炭等初级产品高价，对中国下游产业的伤害尤其大，制造业等可贸易品产业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发达的广东、福建乃至浙江、江苏等省煤炭市场上，与来自印尼等国的进口煤炭相比，中国北方山西、内蒙古等地煤炭的成本劣势难以完全消除，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不断上涨，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尼等国煤炭至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运输距离短于华北港口运输距离，再加上山西、陕西、内蒙古煤炭至华北港口的陆路运输成本，进口煤的运输成本优势相当坚实。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初级产品牛市期间，国内产业与其海外竞争对手经受着同样的投入成本压力，即使国内产业利润率被压缩，但相对于国外同行的处境并没有恶化。

　　到了初级产品熊市期间，一旦中国政府对煤炭之类能源、原料上游投入品实施“限进保价”策略，国外同行就会因此而享受优于国内产业的成本竞争力，而且这一优势还是中国政府赋予的。

　　如此策略，非自残而何?

　　进口可缓解人民币压力

　　不仅如此，煤炭大量进口还通过国际收支渠道的流动性机制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改善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下游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自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上保持了升值态势。在煤炭贸易从长期净出口转为净进口的2009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8310元，而上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9451元;2010—2012年，人民币平均汇率分别为1美元兑6.7695元、6.4588元、6.3125元。

　　进入2013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势头加快。在全年第一个交易日1月4日，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6.2897元，1元兑7.1769日元;到6月17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达到1美元兑6.1598元，1元兑6.506日元。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已成为削弱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驱动下的资本流入又推高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给中国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相当一部分源于持续的贸易顺差，因此，通过抑制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规模巨大的煤炭净进口及煤炭贸易逆差有助于抑制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9年至2012年，煤炭贸易逆差从81.98亿美元上升至271.21亿美元，占当年货物贸易顺差比例从4.2%提高到11.7%。

　　2013年前4个月，煤炭贸易逆差相当于同期货物贸易顺差的15.6%。这样的比例表明煤炭贸易逆差对削弱人民币升值势头的作用已非无足轻重。考虑到持续大量进口煤炭必然激励中国投资者投资海外煤矿，这部分生产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将进一步削弱人民币汇率升值失控的势头。

　　限制进口煤无助环保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环境保护是我们须臾不可忽视的目标，但在一个技术创新持之以恒的世界上，我们要追求的是减少污染排放的结果，而不是实现这一结果的具体办法，国家能源局酝酿中的《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意见稿)》恰恰在这一点上陷入了误区。

　　这份文件明确提出限制高硫、高灰、低卡动力煤进口，实际上是隐含地认定劣质煤利用技术停滞不变，必须通过限制使用高硫、高灰、低卡动力煤，方能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

　　实际上，劣质煤利用恰恰是技术创新活跃的领域。近10年来，煤炭价格持续猛涨和政府控制污染排放力度加大双重压力已经有效地激励了燃煤火力发电厂等煤炭消费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国在利用劣质煤方面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通过探索出一整套混烧、配烧高硫、高灰、低灰熔点等廉价“劣质煤炭”的技术诀窍，中国燃煤火力发电企业大大提高了燃煤效率，环保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发电成本也大大降低。在使用廉价劣质煤炭生产高质量焦炭方面，中国钢铁行业也取得了相当的技术进步，由此减少了优质主焦煤、肥煤、瘦煤等稀缺优质强粘结煤资源的消耗，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原料供给的波动性，夯实了国际竞争力的根基。

　　与此同时，中国循环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用脱硫设备生产出来的石膏，可以大量替代水泥建材工业生产中消费的天然石膏;回收的粉煤灰(包括锅炉烟气经除尘器收集后获得的飞灰和燃烧副产物炉底渣)可以替代部分水泥熟料生产中需要添加的黏土，相应减少破坏宝贵的耕地土壤;以至于高硫高灰煤炭燃烧后回收的硫、灰渣、飞灰等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抢手的资源。

　　特别是在消费了绝大部分进口煤炭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的积极性高涨，一些地方粉煤灰供不应求。与此同时，综合利用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等高新技术也已研发成功并投入实际生产。

　　正是在此基础上，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于2013年2月以联合令形式发布了新修订的《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从五个方面明确了重点支持政策，鼓励引导粉煤灰综合利用，特别是鼓励对粉煤灰进行高附加值和大掺量利用，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建筑、筑路等工程中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质量标准的粉煤灰及其制品。

　　由于国内火电企业此前数年已经普遍投资改造了设备，以适应掺烧国内远距离运输褐煤和进口低热值煤种，部分新机组本身就是根据燃烧国内远距离运输褐煤或进口低热值煤种的需求而设计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旦强制性提高商品煤品质，对提高中国环保指标的效力已经不大，相反，火电企业还要额外增加投资改造锅炉以适应高品位煤炭。国外燃煤发电厂经验表明，在除尘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浓度的硫离子，以便静电除尘器高效运转。

　　这样，本来使用高硫燃煤的企业如果转而使用低含硫量煤炭，原来安装的脱硫、除尘等设备就必须加大除尘设备功率。这样，对于业已完成环保技术创新的企业而言，如果改用低含硫量的优质煤炭，不仅直接增加燃煤原料成本，而且还会额外增加环保设备改造成本;这样做的效果是鼓励还是打击环保技术创新，可想而知。

　　同时，在实践中，廉价煤炭进口增长、煤价下跌和由此推高的火电企业利润，已经为火电企业增加环保投入、以更大力度开展环保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经济不甚景气的2013年上半年，主营发电脱硫脱硝环保设备的上市公司国电清新业绩预增幅度高达60%—80%。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看，优质煤炭资源数量有限且不断减少，经济压力必然驱动各个国家和企业探索利用廉价劣质煤，以扩大资源来源，并进而赢得成本竞争优势，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韩国等其它国家和地区，概莫能外。我国在这方面已经赢得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我们该做的应当是巩固和扩大这一优势，而不是相反。我们只需要规定并监督落实电力企业的排放总量，无需具体规定它们必须采用什么样的原料和方法。

　　同时，基于褐煤进口高增长而指责“国内电厂大量采购低价低质进口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国产褐煤确实基本上都属于低热高硫的劣质煤，但我国进口的褐煤主要是印尼煤，其特点是低灰、低硫，热值低主要原因是水分高，也有相当一部分高热值煤炭，煤质指标普遍优于国内东蒙地区褐煤及部分烟煤，更远远超过吉林、云南地区的劣质褐煤，不宜简单将进口褐煤归入“低热髙硫”的劣质煤行列。

　　而且，环境保护内容并不仅仅限于大气污染排放，水资源保护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考虑到国内名列前茅的煤炭工业重镇均位于北方缺水地区，而现行开发模式对当地地下水资源破坏较为严重，还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受当地煤炭业繁荣吸引聚集而来的人口与其它产业也要增加水资源需求，抑制这些缺水地区煤炭产量增长势头，增加煤炭进口，有利于我国水资源保护。

　　煤炭等初级产品大量进口有助于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缓解贸易收支失衡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更有助于中国国际竞争战略。在当前初级产品市场由牛转熊的大环境下，限制进口除了激励规避措施和替代能源消费之外，无助于稳定国内煤价，对环保的益处也殊堪质疑。

　　中国并不追求绝对的自由贸易，但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全球整体上的自由贸易环境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也需要维护“自由贸易”的旗号。

　　牺牲这一无形资产，去追求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还要承担由此损害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副作用，是十足的得不偿失。